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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者按】20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结婚100周年纪念日。1925年的今天，周恩来与邓颖超结为夫妻。从此，两人一生相伴50余年，不离不弃，相濡以沫，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。
一起来读读邓颖超大姐曾经的自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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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恩来相识相知
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，恩来在日本留学。他好像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国的。《雨中岚山》那首诗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。当时我和恩来并不认识，不过在他回国前我听说过有个叫周恩来的青年。有一天，女师开会抗议山东的马良杀害学生。会场主席台旁边有几个人，其中有个身着说不上是蓝色还是绿色长衫，穿着白鞋，戴着鸭舌帽的青年站在上面。台下有人说那是周恩来，我才知道。女同学中间对他议论较多。我当时对他印象不错，但没接触过。后来学生中组织了“觉悟社”，我们都是成员，开始接触就多了。他在“学生联合会”编《联合会报》，我做学生工作。当时我看到他跟别人讲话很多，话很长。而我那时还像个少女，他对我讲话就比较少，而且话很短。在那时的封建社会里，封建意识很厉害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们学生当时相约，在学生运动中不恋爱，不结婚，否则会给后人添麻烦：当时有20人都表示了这个态度。当时的周恩来宣扬独身主义，他还发表过这类论文，后来找不到这类文章了。
1921年春，周恩来（左二）与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（右一）、刘清扬（右二）夫妇及好友赵光宸（左一）在柏林万赛湖留影
那时，我的婚姻观也还未确立。在我十几岁时就受封建社会的压抑，那时要求妇女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我对这些封建束缚十分不满。我当时一看到乘花轿的妇女，就想这下她可就完了，与其这样，不如一辈子不结婚好。但我后来又想，总是一个人就会感到孤单，就找了两位女友。但后来又想，总不能老是和女友过一辈子吧？于是就想到结婚。这是一辈子的大事，我想一定要慎重。在找对象时，脑子里也要有一个素描的轮廓。到了1920年，我逐步有了点唯物思想，觉得一个人是需要结婚的，女的还是需要结婚的，至于我当时选择对象的条件，今天就不讲了。当时恩来的一些方面符合我选择的条件，但我们还没有相爱。他在法国，我在天津，一直有通信。到了1923年，有一次他在信中表露了思想感情，而我并没有注意。因为同恩来一起去法国的我的一位女友同周恩来关系不错，我没理会他是对我表露的感情。后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白，对我提出了要求，要我回答。他还告诉我，他认识的那个女友由于政治上不合，已分开了。我看到信后，心中明白了，但我答复得慢，因为要征求我母亲的同意，晚了两个月。他来信很频繁。从这一年（1923年）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，到1925年，这期间他来信很少谈爱情。我们相互谈中国的命运。周恩来回国后我去广东，我们结婚了。我们的婚礼废除一切旧俗，未搞什么仪式。在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，有一次说起往事，恩来说我当年在天津一次集会上最先站起来讲话。两个大眼很引人注意。
我和恩来的红娘
书目文献出版社嘱我为本世纪（20世纪）20年代名女作家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，立即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件难忘的往事。在二十年代，大革命时期，我已知高君宇（名尚德）同志是我党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，主管宣传工作，但未见其人。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月，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，返回北京的途中，他特地在天津下车，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，因为，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，这样我们有缘相见，一见如故，交谈甚洽。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，两人欢谈甚深，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，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“红娘”，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。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，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，而从外貌看上去也为成熟的青年。
1982年7月，邓颖超为《石评梅作品集》作序的手稿修改稿
在同年的3月间，我正在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君宇同志逝世的噩耗，深为悲痛，极想能够见到他的情人——石评梅女士，给子安慰。数日后，在北京大学旧址法学院的礼堂，举行高君宇同志的追悼会。由赵世炎同志（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，主管职工和宣传工作，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分裂后，七月在上海被捕遭杀害）主持，我去参加追悼会，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迫切的愿望，希望能够见到女作家石评梅。但是那天很出乎我的意外，评梅女士并没有参加追悼会，可能因为她悲痛过甚而不能参加。但是，在追悼会会场的正中悬挂着评梅女士抄录的君宇同志自题像（相）片的那首诗，作为她悼念君宇同志的悼词。因为，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，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，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，深表同情。君宇同志由于工作关系，一人独居，无人照料，阑尾炎发作后，因耽误时间而恶化以至不救长逝的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仰慕高、石之间爱情和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，总希望能有机会和石评梅女作家见一面，然而，石评梅女士由于失去君宇同志悲伤过甚，约三年后，她自己也离开了人间。我始终未能同石评梅女作家有一面之缘，至今仍引憾事。北京解放后，我也曾与一些同志和青年一代几度到陶然亭，凭吊高、石合葬的碑墓，我向同行的人们讲述了高、石的爱情和革命事迹。由于对高、石俩人的仰慕和同情，缅怀之思，至今犹存。虽我们两对四人，已有三人长逝了，作为幸存者的我，有机会能为《石评梅作品集》题写书名，深感欣幸，故不计字迹拙劣，乐于题写。
恩来选我做终身伴侣
邓颖超访问法国期间，参观当年周恩来留法时期的旧居——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
恩来告诉他侄女，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，是个美丽的姑娘，对革命也很同情，“但是，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，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七妈（指邓颖超——编者注），接着和她通起信来。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。”我当时坐在旁边，听着恩来的话笑道：“我说呢，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，还提出这么个问题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呀。”
在广东结婚
1925年，邓颖超从天津调往广州，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。同年8月8日，与周恩来结婚。这是他们的结婚照
1924年恩来从法国回来到广东工作，我在天津也受到反动当局通缉，形势所迫，不能再留在天津工作了，因此党组织决定调我到广东，当时广东也需要人。我和恩来已有5年没见面，1925年我到广东后我们就结婚了。
来源：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（引用自《共和国开国元勋自述丛书 邓颖超自述》，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、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编著，解放军出版社，2014年1月出版）
原标题：《纪念周恩来邓颖超结婚100周年 | 周恩来邓颖超的恋爱与婚姻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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